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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锴先生是海内外学界公认的李商隐研究权威、温庭筠研究专家，也是著名的唐诗鉴赏专家大家。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名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刘学锴文集》系统整理、全面展现刘学锴先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唐诗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共十卷二十二册，约一千两百万字。全书分卷如下：第一卷《李商隐诗歌集解》（1—4册），第二卷《李商隐文编年校注》（1—4册），第三卷《李商隐资料汇编》（1—2册），第四卷《李商隐诗选》，第五卷《李商隐传论》（1—2册），第六卷《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第七卷《温庭筠全集校注》（1—2册），第八卷《温庭筠传论 温庭筠诗词选》，第九卷《唐诗选注评鉴》（1—4册），第十卷《古典文学名篇鉴赏及其他》）。
刘学锴先生的这些学术成果在学界均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本次结集出版，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推进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内容简介
作者依据李商隐生平履历，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三大阶段编入本书，入选的主要是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优秀诗篇，旨在通过对诗词的解读来理解诗人的内心情感。除了注明词意、典故和有关史实外，作者对所录诗歌中较为难懂的句子也做了串讲，对其中的艺术价值做了详细的品评分析。本书还辑录了前人的评说，资料翔实，研究充分，可为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提供有益借鉴。
作者简介
刘学锴，生于1933年，浙江松阳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名学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52—1963年就读、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3年7月来安徽师范大学工作至今。曾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首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一等奖”“安徽师范大学终身成就奖”，与范文澜、傅斯年、罗常培等并列为“北京大学中文系100年来的100位知名校友”。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主要论著有《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传论》《温庭筠全集校注》《唐诗名篇鉴赏》《唐诗选注评鉴》等，分别获**教委首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第六届**图书奖及第四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2003）、安徽省社科著作一等奖（2006、2011）、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普及读物奖（2009）、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2015）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全书分卷如下：
第一卷《李商隐诗歌集解》（1—4册）
第二卷《李商隐文编年校注》（1—4册）
第三卷《李商隐资料汇编》（1—2册）
第四卷《李商隐诗选》
第五卷《李商隐传论》（1—2册）
第六卷《李商隐诗歌接受史》
第七卷《温庭筠全集校注》（1—2册）
第八卷《温庭筠传论 温庭筠诗词选》
第九卷《唐诗选注评鉴》（1—4册）
第十卷《古典文学名篇鉴赏及其他》）
前言/序言
李商隐（812～858）①，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辖地相当于今河南沁阳市和博爱县），从祖父一代起迁居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他一生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这时，曾经空前强大和繁荣的唐王朝，已经趋于没落。李商隐童年时期，朝廷虽一度削平藩镇，出现过短暂的所谓“元和中兴”，但政治上的种种积弊依然存在，军事上一时的胜利并不巩固；加上宪宗以后的两个皇帝（穆宗、敬宗）特别荒淫昏聩，因而中兴局面转瞬即逝，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唐王朝进入了危机深重的后期。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急剧发展。均田制废弛以来，庄园制迅速发展，地主大量占有土地完全合法化。德宗时政论家陆贽已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②其后情况更为严重。文宗开成二年（837）冬，李商隐自兴元返长安，沿途一片荒凉破败，肥沃的关中地区，竟至“十室无一存”。由于统治集团**浪费，官吏贪污成风，加上战乱频仍，军费开支浩大，唐后期赋税的苛重和名目的繁多，都达到了前代少有的程度。而庄园地主又采取隐匿田亩等手段，将大量赋税和差役转嫁到贫苦农户身上。农民走投无路，由流散逃亡，进而聚集为小股起义武装。“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这是李商隐写的长安近郊的情况，其他地区自然更为严重。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迅速加剧。在地方，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愈演愈烈，穆宗以后，一度臣服中央的河北三镇恢复割据，其他地区也先后出现一些割据与半割据者。在朝廷，宦官专权的局面进一步发展，他们掌握军权，凌驾于朝官之上，操纵着皇帝的废立生死，“威慑朝廷，势倾海内”，成为盘踞在中央政权内一股最反动的势力。与宦官擅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相伴，朝官之间也展开了长时间的党派纷争，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郑覃为首的李党迭为进退，“是非蜂起”。上述种种矛盾，表明统治集团面临深重的危机，已经难以自救了。
李商隐就生活在唐王朝趋于衰颓没落的时代。他的家庭，从高祖一代起，都只做过县令、县尉和州郡僚佐一类地方官吏，而且曾祖、祖父都死得早，“百岁无业”“家惟屡空”。商隐十岁时，父亲李嗣又在浙西幕府中病故。他奉丧侍母由浙西返郑州时，生活更是艰难：“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拊故邱，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占户籍之数于东都畿甸郑州），佣书贩舂。”①这种寒微处境，既使他对社会生活较早地有所体察，也促使他自幼“悬头苦学”，企图由科举进身，以“振兴家道”。当时，他跟随堂叔李某求学，这位叔父长期隐居不仕，擅长古诗文和书法。在他的熏陶下，李商隐显得幼年早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②。
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为幕僚。从这时起，到开成二年，他除有一年左右依于重表叔崔戎，并在兖海观察使府做过短期幕僚外，一直追随令狐楚。令狐楚是牛党重要人物，宪宗时当过宰相。他让李商隐跟自己的儿子令狐绚等同学，亲自传授做骈文章奏的技巧。